24時出發，零時到達

　　2003年曾經觀賞德國Wim Wenders導演的「樂士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紀錄片，其中拍攝到美國頂尖吉他手、創作歌手兼世界音樂製作人Ry Cooder如何在古巴街頭尋訪到曾經在卡斯楚革命成功前盡領風騷的古巴樂人；到了1996年，他（她）們卻只能靠著清掃街道、打零工過活。Ry Cooder放棄了緊湊搶手的行程，寧願投注一整年的時光去尋訪古巴樂音，而將這些流落在古巴各地的樂手齊聚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舞台上。看到他虔誠地坐在聚光燈之外的老古巴樂隊中，當他以幾個簡單、沈穩的電吉他單音，畫龍點睛地融入到古巴老樂人整體音樂之際，我的淚水開始不聽指揮─這需要何等豐富的內涵、而又懂得尊重他人音樂的人格特質，才可能展現出這麼一種流暢的自我實現的參與啊！當影片播放到古巴樂手在美國卡內基音樂廳中的演出，鏡頭流轉到舞台上又一次揮舞著的大幅古巴國旗時，我再也忍不住地熱淚奔流─是這些樂人不計個人清苦的國族意識？是攝製紀錄者的情感焦距？是流亡美國右派古巴人的國族情感？甚至，我邪惡又正當地臆測，這樣的「愛國行徑」是古巴政府之所以准許這些樂人出國演唱而明言或暗示的放行條件？......

　　大概都可能、或許也不是！解讀者的意義浮現，總是隨著自身的情境起舞。這或許也反映了自己在20歲出頭後，選擇以歌手身份參與社會運動，而在過程中主動或被動地模糊及扭曲了自我面貌的心境吧！

　　1978年5月，大約大學畢業一年以後，我終於答應新格唱片錄製一張我的個人專輯。一直為台灣流行音樂開拓潮流的製作人姚厚笙，不僅答應我「學生拿多少（錢）我就拿多少」的要求，更答應我無限時錄音、並以錄製李雙澤歌曲為主的要求。歌曲送審的結果：李雙澤與梁景峰等人的創作，只有「美麗島」一首歌通過「只准錄製但不准在電視、電台播放」的規定，其餘例如：「少年中國」、「老鼓手」、「我知道」、「愚公移山」等歌曲，是連刻版在塑膠唱片上都嚴禁的行為。幾年後，我聽到一位與新聞局工作人員熟識的朋友告訴我，當警備總部派駐在新聞局審查一切文藝出版的迂腐傢伙看到「美麗島」及「少年中國」兩首歌，當他們看到「..少年的中國沒有學校，她的學校是大地的山川，少年的中國也沒有老師，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時，激憤地大罵：「要造反啦？沒有學校，沒有老師的！」「少年中國」這首歌，就在「嚮往中共統一號召」的名義下被禁，而「美麗島」被禁的理由，則是主張「台獨」。十個月後，我的唱片「美麗島」終於出版，其中矯揉造作的歌聲，是我當時被（註：李泰祥式的）歌唱技巧驚嚇到而自以為是的呈現。後來聽姚厚笙說，唱片發行不到兩個月，雖然賣了近一萬張，但因為我是「思想有問題」的人，公司主動收回市場上全部的唱片。

　　其實，當知道不能在唱片中推廣李雙澤等人創作的歌曲之後，我根本已經刪除了錄製唱片工作的心理排序了。在錄製唱片的那十個月裡，我不僅因為不滿台視「跳躍的音符」製作單位，每逢找不到大學生按照新聞局所規定的必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演唱政府指定的「淨化愛國歌曲」便要我上場，而辭去了主持人的工作；更因為在辭職後主動找上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院」的「婦女職業訓練所」，替當時被關在裡面的三十六位十三、四歲的雛妓服務，而開始了一連串的人生際會與生命理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