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時出發，零時到達

　　這張光碟中收錄的歌曲，除了1977年的那首「美麗島」，是我與胡德夫為了李雙澤的喪禮臨時錄製之外，其餘清一色地來自我在黨外時期，在各個不同的選舉期間所錄製的錄音帶。

　　1970年代中期以後黨外政治力量的出現，一方面由於台灣社會中產階級興起，加上當初中國國民黨為了爭取美國政府支持，刻意表現民主化而定期舉行的選舉政治有關；另方面也與國民黨政府實質上「去中國化」、「去台灣化」，而全盤美國化的政策息息相關。但是，從國民黨將中央政府遷台以來，黨外的政治圈中，一向都是不分省籍、不分左右、甚至不分黨籍（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親台共或中共者）前仆後繼地為了理想與當權者抗爭，然而，為了人民幸福而前進的動力，卻一直束縛在國族主義的情緒之中。一直到1960年代，台灣左派的思想及社會力遭到徹底殲滅為止。民進黨成立前一年的1985年，「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為了要取得代表台灣的正當性，曾經將主張左統的政治犯團體「政治受難人協會」當時辛苦考證出來的事實─「槍斃二六五次，坐牢六千年」─當作文宣，用以證明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期間的不義。雖然當初的考證由於官方資料闕如而透過倖存的政治犯將親自認識遭槍斃的、坐牢的難友一一紀錄出來，但黨外文宣中主要的「人頭」來源，就是上述1960年代以前的那段台灣反對運動史；而且，根據協會的負責人─1950年開始坐牢了三十四年的會長林書揚─告訴我，既是史學家也是政治犯的李敖也曾經考證過這段反對運動史，「光是李敖整理出來的，就有四百多人被槍斃，但那只是在某一時段中被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槍斃的。在那個時代，三軍總司令部、各個總司令部都有槍斃的人數，而保密局、情報局也各有執行槍決的權力，還有些政治犯的死刑也並非在叛亂的名義下執行的。而只有台灣人的家屬，才收得到被槍決者的判決書與坐監紀錄，至於那些在台灣既無戶籍、又無家人的外省軍人，以及隻身在台的外省人，究竟有多少人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消失，至今還無法統計。」沒想到這些左派或左統為主的「人頭」，竟然成了日後民進黨哀調訴求的論證來源。

　　我有幸經歷過台灣社會最有生命力的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屬於50、6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時期或台灣左統人士在從事反對運動時，幾乎只能得到槍斃或無期徒刑下場的遭遇已不復見。而1960年代中期以後，前仆後繼的「文星雜誌」、「大學雜誌」、以及1972年以後的保釣運動、「夏潮雜誌」等對於戰後出生一代的滋養也逐漸浮現。然而，對於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們，鎮日除了環繞在髮禁、教官管束，以及大專聯考相關的瑣事，怨聲載道地忙得團團轉之外，當時發生的李敖、魏廷朝因支援彭明敏主張台獨被捕事件、保釣運動秋後算帳事件、以及剛開始浮現檯面的統獨爭議等相關議題，從來未曾在我們的社會或學校教育中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即便我曾經狀似先進地在淡江大學（那時候是文理學院）彈唱著充滿了反戰及左派思潮的60年代美國民歌時，也從未聽說過在當時由於有成大、淡江、輔大等年輕學生及講師們組織了人民解放陣線，而有所謂的「成大共產黨案」在我周遭發生。

　　當時多數的年輕人在沒察覺到的肅殺社會氣氛中，在不解左派思想長年累月受到壓抑的環境下，跟著政府配合美國政策的腳步，60年代中期以後順著美國唱片工業的發展，美國流行排行榜歌曲因而進入了台灣年輕學子的生命中。雖然，在當年成長的路上，從小學到高中每週僅有的一、兩堂音樂課中，學生必需使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西洋美聲唱法，扯著脖子高唱著「美哉中華」(1)或「沙里洪巴」等幾十首歌曲(2)；到了大學後，美術系的學生不准使用紅色為主的色調作畫(3)，音樂系的學生不准使用中西樂器合奏(4)，但是，問題不大！因為，年輕的學生可以毫無忌憚地跟隨著收音機中播放由「美軍電台」（即美軍撤退後改為今日的ICRT）工作人員在市面盜版販售的美國流行歌曲放聲高歌。除了擔心父母或老師責罵我們跟著音樂搖頭擺腦，或責怪我們不會唸書只會唱歌之外，60、70年代的反戰、反叛、與反權威的「動念」(5)，就跟著1960年代的美國排行榜的流行，在台灣的文化沙漠中埋下了綠意。「唱自己的歌」運動也就在前述美國流行文化的啟蒙下逐漸醞釀成形。1970年代中期出現「鄉土文學論戰」，在美國學習現代舞的林懷民組「雲門舞集」演出「渡海」，繼有台大學生楊弦在「中國現代民歌」的演唱會中，譜唱出了外省老一代因戰亂流離，而揮之不去的鄉愁。與「夏潮雜誌」相關的文化人、加上極少數廣播人（如陶曉清、凌晨、李文等）和唱片製作人有心正視年輕人的創作而在商業文化中大力推廣，台灣年輕人在1980年代之後，逐漸出現了不再因為使用自己語言唱歌而感覺「沒有水準」的風潮。

　　當初二十出頭的我總是想著：如果唱歌不是為了能夠在那個大時代承擔些什麼具備了民族、國家、社會意義的功能，那麼，唱歌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我的生命也就在這類僵化的國族思考之中，走過了顛簸、愉悅、反思、卻又找不到充分理由可供自己憑藉、拿捏的上半生。想不透成人世界的世故與洗練，大概是我至今最大的問題，即便年近五十，依然想不通也做不到！

　　（待續）


(1)在台灣政治檢查的環境中，大家都知道，要談到對「中國」的感情，必需使用「中華」來表述。「中國」，除了在特殊的論述脈絡中出現，否則指的是中共的中國。當然，那時候，「台獨」這個字眼是根本不可能在公開或一般私下場合中聽到或提到的。

(2)中國各地民歌大量的出現，是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代之後才開始進行採集，在以往，「民歌」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而當時在台灣極大多數外省人都耳熟能詳的抗日歌曲，因為幾乎全數的創作者都「投共」，而成了禁歌。至於本省老一代熟悉的日文歌曲，也因為「日本鬼子」的語言而禁唱，一點也不像國民黨政府一直在教科書中教導台灣學生「二次大戰後，偉大的蔣總統（蔣介石）為了『以德報冤』不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一塊錢」的態度。

(3)「紅色」代表「中國共產黨」，1950年代台灣的教育中，全世界的「共產黨」只有兩個─其一是「萬惡的共匪」（中共），其二是「蘇俄」（其實是蘇聯）。此外，「向日葵」也是不能出現的，自從陜西民謠被改了歌詞成為「東方紅」之後，「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竟連向日葵也遭了殃。

(4)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江青主導的「樣版戲」中，音樂的創作時而出現中、西樂器的合奏。這是國民黨政府推廣的「傳統」「國樂」中，不曾出現過的創舉。從五○年代以來，台灣國樂界私下非常清楚，台灣拉奏的「國樂」，相當大比例的簡譜來自於中共統治下大陸。

(5)還稱不上「思想」。在戒嚴令下迂腐威權的國民黨統治，從初中到大學必修的「國父思想」中，學生們不僅連國父演講實錄也從未見聞，竟連被改寫為以蔣介石政權穩固為主的「國父思想」或「三民主義」課程，也是只准對蔣介石個人歌功頌德的「中國統一」、「反攻大陸」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