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當時的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這項重要會議。
（沒想到，柯林頓竟是如此的高大啊！～)
簡稱為APEC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亞太地區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多國組織，籌備初期以經濟合作為單一目的，但因中共作梗，以致我國雖然於一九九一年成為會員，仍一直排除不了政治的干擾。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也是我國與美國斷交十二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深受世界各國及國內民眾矚目。
與錢其琛的交手
當時我擔任經濟部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會議，除了代表團成員，尚有四十多位國內記者隨行採訪。此外，還有百餘國際媒體派員採訪，一時之間，漢城為國際注目焦點。焦點中的焦點就是－台灣如何與中共平起平坐？
中共代表團是由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與外經貿部長李嵐清領軍，在開幕式上，各國代表都要做十分鐘的演講，而我和錢其琛先生雙雙被分配在議程第一階段做演說。
當時各國都擔心台灣會在那時候做出「政治性談話」，刻意與中共爭鋒，破壞了會議氣氛。
包括美國國務卿、韓國外交部長等多位代表都來拜訪我，一方面探詢演講內容，一方面勸說「不要把 APEC變成兩岸吵架的地方」。我有過多年外交工作經驗，深知「出使四方，不辱使命」的道理，更瞭解到APFC對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重要性。我告訴那些前來關切的朋友：「我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入會時，APEC不允許我國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我方亦不樂於接受「中華台北」的名稱。在這樣的僵局中，我的發言必須做到不卑不亢、立場清楚，而且內容要言之有物，才能引與會代表的認同共鳴。我清楚地表達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表現、我國對 APEC的期待、乃至我們將扮演的角色與可能的貢獻。我的發言也羸得與會代表一致讚揚。
這次代表國家參與APFC，讓我感到安慰的止，能在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第一刻，為台灣羸得了尊嚴，也爭取到實質的利益。
台灣的尊嚴 老蕭的堅持
一九九二年，APEC在泰國曼谷舉行，我再度奉命出席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國申請加入WTO前身、國際關稅貿易協定（GATT）已被積壓三年，我決定在會議上發言，強調台灣可以在國際經貿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並質疑台灣為何受到不合理的阻撓。
我的一番義正辭嚴，獲得與會代表一致認同，就連中共代表也無從反對。會後，我打鐵趁熱，隨即趕赴瑞士 GATT總部，積極交涉，終獲GATT理事會通過我國成為觀察員。由於我們掌握住契機，終於能從APEC打通一條通往GATT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APEC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另一次「領袖會議」，由於中共政治的干擾，李登輝總統無法出席。當時我已經轉任行政院經建會主委，受到國家委以重任，代表李總統出席。
在赴西雅圖之前我就打定主意：既然代表李總統出席，就必須受到應有的禮遇，因為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元首，代表中華民國全體人民，代表整個國家。在我們的堅持下，我享有的所有權利和尊嚴都應與其他出席領袖完全平等。
那一年，江澤民在會前受到西雅圖波音公司的熱烈接待，客觀情勢對我國而言是複雜的。在會議上，我和江澤民握了手，也得到地主國總統柯林頓的熱情招呼。我在大會發言中上提出台灣的中小企業經驗，相關發言不但被列入領袖會議宣言中，也促成相關中小企業會議的召開。
李總統欣慰的紀念品
一九九四年，APEC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第二次領袖會議，我再度代表李總統出席。當時我已經成了APEC的常客，與各國代表團也累積了相當的關係。由於印尼是個農業國家，我決定在那次大會上倡議「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不料主辦國以「蘇哈托總統年歲已高」為由，希望只點名幾個「大國」發言，並多次派員「拜託」我們不要在大會上發言。
APFC是台灣少有的國際舞台，我們怎 麼能輕易放棄這個發言機會？因此，不論對方怎麼說服，我就是不肯退讓。在我們的堅持下，主辦國或許自知理屈，我終於如願為「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作了詳細解說，讓全體與會者，尤其是東南亞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那次的會議紀念品之中，有兩件印尼巴地衫，是主辦單位送給各國出席領袖的禮物。這兩件衣衫是李總統的尺寸。為了配台參與活動拍頭紀念照，我拿其中一件去修改，另一件，帶回台灣呈給李總統。我心中想著，李總統雖然無法出席，但是在他帶領下，台灣憑著經濟實力與民主成就，重回國際舞台，這件印尼衫對他而言應該是件值得欣慰驕傲的紀念禮物。
 | |||
 |  | ||
 | |||
 |  | ||
簡稱為APEC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亞太地區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多國組織，籌備初期以經濟合作為單一目的，但因中共作梗，以致我國雖然於一九九一年成為會員，仍一直排除不了政治的干擾。
一九九一年九月，APFC在韓國漢城舉行年會，這是台灣退出聯台國二十年後，也是我國與美國斷交十二年後，首度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深受世界各國及國內民眾矚目。
與錢其琛的交手
當時我擔任經濟部長，受命代表國家出席會議，除了代表團成員，尚有四十多位國內記者隨行採訪。此外，還有百餘國際媒體派員採訪，一時之間，漢城為國際注目焦點。焦點中的焦點就是－台灣如何與中共平起平坐？
中共代表團是由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與外經貿部長李嵐清領軍，在開幕式上，各國代表都要做十分鐘的演講，而我和錢其琛先生雙雙被分配在議程第一階段做演說。
| |||
 | | ||
| |||
| | ||
當時各國都擔心台灣會在那時候做出「政治性談話」，刻意與中共爭鋒，破壞了會議氣氛。
包括美國國務卿、韓國外交部長等多位代表都來拜訪我，一方面探詢演講內容，一方面勸說「不要把 APEC變成兩岸吵架的地方」。我有過多年外交工作經驗，深知「出使四方，不辱使命」的道理，更瞭解到APFC對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重要性。我告訴那些前來關切的朋友：「我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入會時，APEC不允許我國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我方亦不樂於接受「中華台北」的名稱。在這樣的僵局中，我的發言必須做到不卑不亢、立場清楚，而且內容要言之有物，才能引與會代表的認同共鳴。我清楚地表達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表現、我國對 APEC的期待、乃至我們將扮演的角色與可能的貢獻。我的發言也羸得與會代表一致讚揚。
這次代表國家參與APFC，讓我感到安慰的止，能在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第一刻，為台灣羸得了尊嚴，也爭取到實質的利益。
台灣的尊嚴 老蕭的堅持
一九九二年，APEC在泰國曼谷舉行，我再度奉命出席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國申請加入WTO前身、國際關稅貿易協定（GATT）已被積壓三年，我決定在會議上發言，強調台灣可以在國際經貿中扮演關鍵性角色，並質疑台灣為何受到不合理的阻撓。
我的一番義正辭嚴，獲得與會代表一致認同，就連中共代表也無從反對。會後，我打鐵趁熱，隨即趕赴瑞士 GATT總部，積極交涉，終獲GATT理事會通過我國成為觀察員。由於我們掌握住契機，終於能從APEC打通一條通往GATT的道路。
一九九三年，APEC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另一次「領袖會議」，由於中共政治的干擾，李登輝總統無法出席。當時我已經轉任行政院經建會主委，受到國家委以重任，代表李總統出席。
在赴西雅圖之前我就打定主意：既然代表李總統出席，就必須受到應有的禮遇，因為我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元首，代表中華民國全體人民，代表整個國家。在我們的堅持下，我享有的所有權利和尊嚴都應與其他出席領袖完全平等。
那一年，江澤民在會前受到西雅圖波音公司的熱烈接待，客觀情勢對我國而言是複雜的。在會議上，我和江澤民握了手，也得到地主國總統柯林頓的熱情招呼。我在大會發言中上提出台灣的中小企業經驗，相關發言不但被列入領袖會議宣言中，也促成相關中小企業會議的召開。
| |||
 | | ||
| |||
| | ||
李總統欣慰的紀念品
一九九四年，APEC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第二次領袖會議，我再度代表李總統出席。當時我已經成了APEC的常客，與各國代表團也累積了相當的關係。由於印尼是個農業國家，我決定在那次大會上倡議「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不料主辦國以「蘇哈托總統年歲已高」為由，希望只點名幾個「大國」發言，並多次派員「拜託」我們不要在大會上發言。
APFC是台灣少有的國際舞台，我們怎 麼能輕易放棄這個發言機會？因此，不論對方怎麼說服，我就是不肯退讓。在我們的堅持下，主辦國或許自知理屈，我終於如願為「亞太農業技術台作」作了詳細解說，讓全體與會者，尤其是東南亞國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那次的會議紀念品之中，有兩件印尼巴地衫，是主辦單位送給各國出席領袖的禮物。這兩件衣衫是李總統的尺寸。為了配台參與活動拍頭紀念照，我拿其中一件去修改，另一件，帶回台灣呈給李總統。我心中想著，李總統雖然無法出席，但是在他帶領下，台灣憑著經濟實力與民主成就，重回國際舞台，這件印尼衫對他而言應該是件值得欣慰驕傲的紀念禮物。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