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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茂興)

※ 楔子

9月20號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知名工運人士曾茂興，因肝癌折磨侵襲而不幸往生。大凡對1980年代中末期，此一台灣工運從捲惹起千堆雪般的高潮激昂，到谷底低盪徘徊的歷史關注之人，定會對曾茂興先生的往生感到無比惋惜與痛心。

這位曾帶領桃園八德聯福製衣關廠女工臥軌，且曾任國策顧問的工運聞人曾茂興過往之後，報章上出現了一些為了紀念此位1980年以降在台灣工運歷史上佔有一定篇幅的曾茂興先生，出現了一些曾先生跟工運關係的紀念書寫甚至在報紙上出現短暫的辯論。

歷史本就有不同的書寫與讀解方式，但以勞工為書寫主體或者站在勞工立場上讀解書寫的歷史，不論是所謂勞工史或者更廣義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長期在台灣卻稀薄到可憐。因此，此位曾茂興先生的往生而在報章招徠些許的關於台灣工運歷史的小辯論，實是值得鼓勵。

此外，誠如國際上研究中國歷史的後殖民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其1996年出版的「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著作中，提到中國的近代史書寫總是被「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給綁架，而企圖用所謂「分叉歷史」(bifurcation)的方式，拯救出那些在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敘事中被壓抑的歷史。姑且不論，杜贊奇到底最後有無將被那些被壓制者—不被正視的菁英、各種制度和運動的觀點—的歷史成功拯救出來，但率爾點講，杜贊奇的「分叉歷史」的提法，的確有鼓勵人將台灣歷史從中國國民黨史觀到民進黨的史觀之外，另外重新滌清收集和整理出，以草民(grassroots)和工人為主體，或以工人為立場開展的不同歷史觀。

此種工人歷史甚至上昇到工人史觀的視野展開，是建構台灣最欠缺的工人和階級意識的重要素材跟觸媒。職是之故，底下便是順著台灣1980年代工運史以降佔有一席之地的曾茂興先生不幸往生而在報章一隅激起的一絲辯論漣漪，進行潛深挖掘被遺忘的工運小史料，以進行工運歷史書寫的補遺和補白工作！

※ 1980年代台灣工運史中的＜色．戒＞

事實上，曾茂興先生往生後激起的工運史辯論，主要是圍繞在曾茂興到底在1980年代台灣工運飆揚期以後佔有的位置跟比重，且這些位置跟比重應該如何解讀書寫的小爭議。於是，當一方撰文紀念曾茂興先生對台灣工運的貢獻及其令人景仰的人格操守時，另一方即批評儘管工運中人皆對曾茂興先生的去世深感惋惜，但過度突出曾茂興在工運位置上的褒揚，顯有將集體性的工運廉價解讀成工運的個人英雄史觀之虞。不論，雙方辯論的結果為何，關於台灣工運歷史的辯論，是顯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但是，在從此次辯論中似有一些值得繼續深掘推敲的地方，以資作為台灣工運歷史的補遺。事實上，此次辯論中似乎跟主流歷史論述一樣，在談論到1980年代以降的台灣工運時，總會寫道並潛藏一種「台灣工運是在解嚴後開始狂飆」云云的歷史共識。然而，這只是部分的事實，同時此種論述方式，也容易流入民進黨衝撞戒嚴體制，而帶來各項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空間的所謂「民進黨史觀」。

事實上，姑不論1980年代以前台灣島上的工運為何，就在1987年6月值此解嚴前夕，高雄南亞台塑廠工會舉行工會改選，南亞台塑工人顏坤泉即曾透由此次改選搶下資方閹雞工會，並內造為自主工會的破天荒事件看來，工運是跟黨外民主運動聯袂在不同地方努力，而一起將台灣的幾十年的解嚴高牆給共同推倒的！

邇近，由於知名導演李安的＜色．戒＞在義大利威尼斯影展中大放異彩而掄元奪魁，讓＜色．戒＞中情治Spy的故事得以重新進入爾等民眾的視野中。當＜色．戒＞得獎並在台灣大紅之後，色戒劇情原型中的鄭蘋如跟丁默邨的愛情諜對諜，也被報章當成電影花絮般報導。據說，在汪精衛政權附日後，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今天上海的萬航渡路435號)原為日本人建立的特務組織所在，後來從「中統」(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背叛並投靠汪精衛的丁默邨，對中國國民黨的情治爪牙在上海活動深知箇中三昧，因此不斷追殺這些上海地下國特。據說，戴笠就打出他手頭上的暗牌—原江蘇高等分院首席檢察官鄭鉞的女兒—鄭蘋如，以美色接近丁氏，企圖剷除上海國特的心頭大患。

中國國民黨倚靠情治起家，此話有幾許道理。因此，有所謂戴笠於1946年3月17日於飛機撞山的事故陣亡後，加速了蔣介石的兵敗中國並遁逃台灣的說法。不論，中國國民黨建構的特務系統究竟是有十大、八大或五大的稱謂，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張開的情治網，看來的確是相當嚇人。


◎蔣家特務系統圖

中國國民黨的「八大」情治單位，分別是指：1.國家安全局；2.中央黨部；3.情報局；4.警備總部；5.調查局；6.警政署；7.憲兵司令部；8.總政治作戰部。而「十大」的稱謂，則是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再進行細分為：海工會、陸工會和社工會。顧名思義，海工會是真對海外華僑的佈建滲透工作，陸工會則是以中國大陸的滲透為主，社工會則是對台灣社會的監控、佈建與滲透。但事實上，若將情治範圍限縮，並以特勤為主要工作而涵蓋台灣內部的主要島內安全、保防、肅靖、反間以及對敵心戰等工作項目為基準算來，「五大」情治系統即是指：國家安全局、情報局、調查局、警備總部和總政戰部。姑不論，到底中國國民黨的情治系統究竟應為十大、八大或五大，國民黨的特務政治和情治工作，真是龐大到嚇人。

不論，＜色．戒＞中的情治人員原型鄭蘋如跟丁默邨的真實故事為何，1980年代以降的台灣工運，其實也充滿著各種情治人員和線人的穿插其間。

台塑工人顏坤泉可以在解嚴前夕撂倒王董麾下的閹雞工會，並將其給改造成相對自主的工會乃得力一個秘密武器—全額連記法(block vote)。事實上，顏坤泉他們掌握的工會代表剛好過半罷了，但是透由選舉技巧「全額連記法」的策略使用和操弄，造成了贏者全拿的局面，進而掌控整個理事會和奪下理事長的席位。所謂「全額連記法」即是視應選名額的多寡，選民在選票單上可圈選足額的候選人。舉例來說，如果某選區要選三名代表，每位選民有三張選票，可分別投給三位候選人。

此種「全額連記法」、「限制連記法」(limited vote)即是某個跟顏坤泉同樣在碼頭工作的同事，且這位同事當年曾是碼頭工會的理事長所教導的。如果深諳高雄碼頭風雲，此位碼頭工會理事長八九不離十乃跟情治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據說，此位理事長可能是警總或調查局的眼線之一。
此位碼頭工會理事長，在高雄市建國路靠近高雄縣鳳山市附近一間作黑仔的「茶店仔」中，教導傳授顏坤泉幾個人關於「全額連記法」跟「限制連記法」的選舉投票伎倆。南亞有一個工人可能是這外頭有粉紅燈光的「茶店仔」的老主顧，儘管當時社會變遷的胎動早已蠢蠢欲動，但由於社會尚未解嚴，肅殺的氣氛依舊瀰漫，於是，躲進「查某間」裡頭，成了情治人員搜尋不到的死角。且此位傳授投票伎倆的碼頭理事長也是「情治」中人，因此，這把宛如「天火」的「全額連記法」在情治眼線理事長的傳授下來到人間，並開始以台塑南亞廠工會作為第一次照耀的表現，從此天火普遍為人間所知，並且一發不可收拾。2000年，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之時，頒發給顏坤泉一座工運貢獻獎，並指出顏坤泉乃是：「1987年挑戰王永慶集團，推動南亞工會自主化的靈魂人物，爾後造成全島籌組自主工會風潮的契機。」！

得獎的理由中所指稱的：「造成全島籌組自主工會風潮的契機」，具體而言乃是指「情治」中人在「查某間」幫忙盜取的天火所致。於是，台灣工會自主化的風潮，就沾染上了情治與色情。這段歷史在一般主流工運書寫中，宛如被蒸發般的遺忘。小人物的歷史，總有些讓人意想不到之處啊！

爾後，當開始有所謂工運「外力」(agitator)，或者當年郝柏村時任行政院長時提出的「工運流氓」的介入幫忙下，高雄的一些工運外力們，即開始與不同工會的活躍幹部在高雄市中華路上「小南便當店」聚會，且通常是利用的午飯時間邀集各種不同產業的工會積極份子聚會，企圖讓南部工運可以串成一氣，可是最終是功敗垂成。

當中，「小南便當幫」中有位挺優秀且出身某國營大工會的幹部L。由於，此國營事業跟海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且從小在海軍眷村長大的L，理所當然地跟眷村中廣佈的情治人員鄰居玩伴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由於，國民黨在中國是敗於農村的農民與上海的工運，記取教訓的國民黨，其情治單位總是密切監控著工運的最新動向。於是，L在這當中就扮演著一種中間夾心人的角色，可能在情治朋友的聊天中，透露一些無傷大雅的「料」給情治人員，並從在跟身為情治人員的鄰居玩伴中互動「搏染」中，讓情治人員可以回去傳話而讓安對方的心，以尋求保護「小南便當幫」等工運和工會伙伴，企圖讓工運不至於因為中國國民黨處於狀況外帶來的懼怕而施出對工運的鎮壓手段。

後來，L這種灰色夾心人的身份，在某次激烈的工會幹部競選場合上被同事抖出，從此招致L在工會難以再獲得信任。情治線人的兩面關係，以及複雜性，在L所經歷的個人歷史上表露無遺。當然，工運路上也就從此失卻了L這位好手。

台灣由於解嚴以來社會迅速轉變，同時台灣是在李登輝手上進行所謂「民主化」的一系列工程，讓東歐或者許多前威權或軍人獨裁國家在民主化後社會必然進行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無法進行對於過去歷史的清算整理，以建立新的價值判准；是故，黨政軍警特的黨國體制儘管在民主化後瓦解，但台灣社會卻是用遺忘而非讓歷史過往澄清透明的方式繼續著，此舉也讓台灣許多歷史無法進行解讀跟評判。1980年代台灣工運的歷史中，類似＜色．戒＞中的情治人員跟工運的關係，也就難以出土見光。

※ 愛拼才會贏？！

再者，在台塑南亞工人顏坤泉驚天一舉地將「花瓶工會」內造為相對自主的工會時，「愛拼才會贏」這首歌也開始在台灣社會紅紅火火地在大街小巷流行起來。而「愛拼才會贏」其實也是資本家對1980年代台灣社會中開始躁動亟欲反抗找尋出路的一種「意識型態」上壓制轉化武器。
這首由葉啟田於1988年唱紅且流傳於世界華人圈的歌曲，相當程度反應了台灣甚至全世界華人的拼搏性格與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哲學，不僅可以在曾經引領台灣暢旺出口的經濟領域中發現，政治領域上亦是如此。

因此，不用訝異「愛拼才會贏」火紅問世後，早就成了台灣政客競選場合與基層交陪「搏撚」的政治例行公事中的基本配備一般。戒嚴法鬆動前夕，如雨後春筍般到處滋生的自力救濟運動的台灣社會，更是愛拼才會贏的最具象表現。至今，發生醫療糾紛，動輒抬棺抗議灑冥紙、遇到天候或莫名因素，飛機使得停駛或重大延誤，則霸機不下要求賠償、遭受工廠排污漏毒氣，便圍廠要求回饋金等等。匆匆二十年來的光景，愛拼才會贏的自力救濟，在台灣社會各角落，仍然是俯拾皆是輪番上演著。

20年的光陰過去，一種從原初國家機器失能與失職中溢出的自力救濟，並沒有轉換成一種擬似公約的共識解決架構和制度。信用關係依舊處於裂解中，彼此的勾心鬥角仍持續在台面下拉扯著。於是，類似那種從20年前走來如一日的抬棺抗議戲碼和激情演出，就都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透由新聞映入眼簾。台灣當前的「幾百摳」活動的神韻，其實也跟這種「愛拼才會贏」的精神若合符節，各種激情政治動員中，也幾乎都可以聞到此種「愛拼才會贏」的味道。

事實上，「愛拼才會贏」可以是激進，亦可以是反動，如同台灣社會學學者趙剛那句，「端看用甚麼樣的胃去消化它」一樣；但是，如果「愛拼才會贏」仍舊停留在生物性本能的反應層次上，反動或保守的成色可能大大蓋過其應該有的基進成分。

從「愛拼才會贏」這首歌的發展和流行歷史看來，其實歌曲本身不是中立的，而是保守與激進的胃納彼此拉扯的拔河戰。1987年5月27號，號稱台灣「經營之神」的王永慶偕同其善歌的姊妹一同召開記者會，鼓吹提倡國人誦唱優美的創作歌謠，特別舉辦第一名獎金十萬元的「徵選歌詞歌曲活動」。記者會上，王董指出：「台灣生活富裕、教育普及，經濟發展到顛峰之際，益懷念當年勤儉樸實創業的歲月，希望能透過有心人的筆，創作能洗滌塵慮、淨化心房的歌詞、歌曲，傳唱於社會各角落。」

之後，由陳百潭填詞作曲的「愛拼才會贏」入選，並由1948年出生於嘉義太保鄉，且於1968年參加台北區民營廣播電台舉辦的全省台語歌星選拔中脫穎而出榮獲「寶島歌王」頭銜的葉啟田，在1988年發行的專輯中主唱。爾後，此歌曲紅透半邊天，不僅在中國閩南地區傳唱，更在香港亞洲電視台在1990年代末的＜我來自潮洲＞的戲劇中被改編為《勝利雙手創》的主題曲。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浪潮，KTV內也將「愛拼才會贏」帶向中國大江南北各角落，也使得中國的閩南人以此歌曲作為其「國歌」般加以標榜。更有甚者，1999年仍然擔任立委的葉啟田(葉憲修)，據說曾經因此歌紅遍中國而在立院休會期間曾經受邀到中國去辦巡迴演唱會。但是，此一原本以「和平」作為演唱會的主軸設計，在中國政府刻意在「和平」後頭加上「統一」兩字並讓演唱會沾染高度政治色彩時，便不了了之。

至於，一般人對於此首歌曲流行的背景，通常只提到1987年解嚴、社運跟自力救濟風起雲湧，台灣社會各角落感染解嚴的活力等等，讓「愛拼才會贏」深受各行各業之歡迎。其實，這些都只是社會靜態的描述，碰觸不到真正的核心。

事實上，1980年代的台灣，一方面島內資本家在國際上更廉價勞工的追擊下，資本開始覬覦原本屬於國民黨政府規管的各種經濟活動領域，企圖為資本從製造業轉進服務領域作鋪路；另一方面，國府亦樂於將此些領域鬆綁給資本家進駐寄生，以作為緩解轉嫁島內資本和社會在政治上欲求不滿的聲音與能量，使得當年資本從所謂「夕陽產業」要嘛轉進正式投機部門的股票、房地產，或者電子資訊產業，否則就只能被迫西進或南向轉移投資陣地。至於，非正式的投機管道也以大家樂跟六合彩的形式，吸納著充斥於民間的游資。再加上，原本在政治高壓下被噤聲制抑的各種社會不滿和矛盾，隨著社會束縛的鬆動而逐漸表面化和對立化，從早期自力救濟到有組織串連和所謂「外力介入」為表現的工運、環運、婦運、原運、同運等等，在在讓當年台灣社會猶如「脫疆野馬」般，有著沛然莫之能禦往前暴衝的能量。

於是，安分守己的順服工人在此種社會條件下，不是開始眼跟心都掛注於經濟上的投機風潮，則是在政治上開始要求勞工應得的加班、年終或勞基法的相關一切法定福利保障。在1960年代工業化，到1970年代的「黑手變頭家」的意識型態下的黑手離廠創業騷動，所帶來的是遍地中小企業蓬發的景象，對於大型資本而言，此乃是相對利多；畢竟，生產外包體系下，最得利的仍當屬佔據生產鍊上的中、上游大型私營與國營資本。然而，對比起1980年代的這場基層工人的不安於室和騷動，對於資本家來說，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當政治高壓規訓工人的手段的消解並以解嚴作為表現時，帶進意識型態的控管和麻痺工人，則成了新環境下的必然風景。

「愛拼才會贏」就這樣雀屏中選，成了王董主推的好歌好曲，並向工人告誡傳達著，生來當工人是「三分的天注定」，透由努力幹工人的「七分靠打拼」，仍會有出頭天的可能；於是，一種「憶當下苦，思未來甜」的意識型態，即被巧妙地打造出來，並發揮著抑制減緩當年工人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不安於室的騷動情緒的功能。

由此觀之，「愛拼才會贏」的流傳，是以保守反動的姿態現身的。同年，已逝歌手張雨生的成名國語歌曲「我的未來不是夢」也同步流行，間接地說明著意識型態的手段，已然取代政治威權的控管，成為對人民頭上直接主要的規束方式。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肌里中蔓延與鑲嵌的廣度和深度，並以1980年代作為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跳躍。

當然，「愛拼才會贏」的意識型態，是被搶奪與賦予而非單方面給定的，誠如前述端看用甚麼樣的胃納進行消化。於是，某次在1980年代末期台灣工運擅揚期中，工運外力C遂將「愛拼才會贏」帶進工人抗議的場合中傳唱，進一步竄改並基進化其原本保守的面貌和初衷。之後，一系列熱鬧的選舉活動中，政客又進一步拿來成為政客入門招牌歌，「愛拼才會贏」的意義就在不同脈絡中，被爭奪著和主動書寫和賦予意義。此後，「愛拼才會贏」遂成為基於各種目的和各種場合最常見的歌曲之一。

「愛拼才會贏」這首開始於台灣1980年代社會的騷動期傳唱且看似中立的歌曲，背後亦就有著工人與資本家在意識型態上鬥爭拉扯的痕跡，並深深地鑲嵌在1980年代台灣社會的「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期內！

※ 工人運動vs. 武裝革命

事實上，從蔣介石到蔣經國的父子威權獨裁的年代中，台灣島內儘管工運被壓制且在戒嚴法下任何的罷工或者工人抗議都可能受到戒嚴體制下的軍法審判，但是滯留海外的台灣留學生除了參與當前檯面上許多右傾台獨之外，也有一些高舉著階級跟民族解放的理論旗幟，甚至股吹類似第三世界民族階級解放鬥爭的武裝抗爭路線。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更也跟島內的同志也跟島內的同志從事著當前被定調為「恐怖主義」(terrorism)的武裝破壞。

台灣海外留學生以武力反擊蔣家在台灣的獨裁統治，以1970年4月24日海外台獨留學生黃文雄和鄭自才在紐約市試圖刺殺刻正在美國訪問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最受矚目之事件。

由於台灣政治光譜的兩極分化極度嚴重之故，黃鄭二人刺殺小蔣的歷史事件，不論政治立場是泛藍或泛綠者，全被限縮至台獨留學生為反蔣家威權的驚天一舉。事實上，激起黃鄭二人的刺蔣行動，不僅是希望台灣從蔣氏獨裁下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同時亦是他們對於台灣社會下受盡剝削的小民們一種具有素樸的社會主義的關懷和追求的表現。


◎紐約時報對黃鄭二人刺蔣的報導

1970年，美方對蔣經國到美訪問的高規格重視，乃是當時美國尼克森政府在準備情挑對岸中共的情勢下，給小蔣的安撫禮物。於1960年代抵達美國留學的黃鄭二人，受到1960年代美國大學捲惹起大規模的反戰、民權和反體制的文化運動的洗禮，因此自是沾染著對社會弱勢和不正義的強烈素樸情懷。根據2003年12月吳三連基金會主辦的「自覺與認同」研討會發表上，黃文雄發表了一篇〈424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論文中提及：「每每有人謬讚我的刺蔣勇氣時，我的回答是：『「當那麼多國家的朋友組織起來，上了街頭，有人甚至回國打游擊，刺蔣在當時的感覺，其實並不那麼特殊。』比較了解「六○年代」的人，應該會相信這段話並不純粹是謙虛之辭。」

至於，鄭自才更是隸屬於一個名為：「台灣獨立革命軍」的小團體，並時常在以史明為主要推手發行的「獨立台灣」刊物上有一個專屬的「台灣獨立革命軍專欄」上發表文章。自從刺蔣案後，鄭自才轉進瑞典尋求政治庇護，後來輾轉流落倫敦監獄，之後遂被引渡回送美國坐監，此段時間鄭自才發表的文章皆有濃厚的工人和社會關懷。譬如，鄭自才曾對台灣加工區的女工跟童工問題進行專文探討，表現出對台灣底層工人的深沈關懷。


◎ 獨立台灣雜誌

此外，鄭自才倫敦和美國的獄中發寫作了一些短劇的劇本，裡頭的人物幾乎以受盡剝削壓迫的底層工人和農民為主。譬如＜二九晚＞中的雲林農家中的作父親的農民、鄉公所傳達員的長子、都市中從事妓女行業的二女，三男和么兒則分別是15歲的工廠童工、和13歲的失學小童；＜生與死之間＞裡頭則是礦工長男、木工老二、在「鴨死的」(RCA)擔任女工的三女等；而在一個獻給同樣是刺蔣也是身為其「舅仔」的黃文雄同志的＜三代＞此一劇本中，亦是以佃農小孩在美國的故事為梗概經緯。

鄭自才的素樸社會主義關懷，在他發表在「獨立台灣」的文章中表露無遺。同時，以「台灣獨立革命軍」第四區負責人自居的鄭自才，也在1972年5月30號出刊的「獨立台灣」第45期刊物上發表一篇名為：「當前台灣革命的三大方針與三條路線」中，明白指出三條路線分別是：「1.島內武裝鬥爭；2.農工貧苦大眾路線；3.三不合作」。

同時，「台灣獨立革命軍」更發起一個「一人一月一元」的「倒蔣建台募槍運動」，將軍火、人員與資金轉送島內，進行武裝革命和破壞。或許，今日的台灣人看見此種論調主張，會興起幼稚可笑與不屑或排拒的心理，但是，置放在深受1960年代的處於各地反抗和革命烽火到處燃點的世界中，從事武裝游擊乃第三世界推翻獨裁政權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的游擊戰和越戰的發生等，都是當時正此起彼落刻正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


◎倒蔣建台募槍運動

當然，受到1989年開始的「蘇東坡」(前蘇聯、東歐和波蘭)等前共產集團的瓦解，冷戰退潮解凍，以世界為範圍尺度的社會出路僅餘資本主義的想像，讓深受中國國民黨長期反共教育餵養和白色恐怖的肆虐洗腦下的台灣人民失卻了對另類社會的想像可能；同時，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份子形象被科版化約為賓拉登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形象下，在美國的宣傳下，讓吾人對於「恐怖主義」多所排拒。事實上，許多當今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跟解放，包括中國，都是所謂武裝游擊革命的「恐怖份子」所帶來的。這即是魯迅所言，「成王坐寇，流亡敗寇」的差別罷了。因此，楊儒門此一白米炸彈客，似乎因為台灣社會瀰漫的保守性格，讓他鮮少獲得主流的關心跟認同，其行為背後亟欲反應的農業問題，也就難以獲得保守反動的台灣社會的深入關注和探討。

「台灣獨立革命軍」除了在海外阿Q式和聊以自慰般的叫囂武裝游擊革命外，事實上，此一革命軍的同志的確在台灣島內從事了一連串的暴力破壞行動，希冀以此撼動蔣家統治下不動如山的靜態社會，以激起一些漣漪。

根據，「台灣獨立革命軍」發表的「台灣獨立革命軍的暴力行動在島內」一文指出：「論革命是先破壞後建設。破壞對象分成三大原則：1.破壞統治者的軍需財力；2.破壞買辦特權階級者工廠財物；3.破壞社會公安系統。」從1971年開始，「台灣獨立革命軍」即在台灣開始從事一些小型的武裝破壞行動。

1972年7月12日清晨，縱貫線鐵路樹林站附近彎道有一滿載蔣家軍需品和一大部分廠商貨物的606次號貨車傾覆，即是此一獨立革命軍在島內地下同志所為。當然，破壞之前都會附近便會出現革命軍的傳單和「建台倒蔣」的標誌。當然，事涉敏感，報章不一定報導。後來，1972年8月19日又在1123次臨時貨物列車傾覆成功，而此次的破壞事件，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於翌日報章上圖文並茂地報導。


◎ 建台倒蔣標誌


◎ 中國時報對革命軍武裝破壞的報導

1972年9月2號，台北市忠孝西路公路局西站的車輛檢修保養廠和鐵路局餐旅庫房冒出無名大火，也可能是此一革命軍的傑作之一。但事實上，1972年發生多起工廠大火，若按照革命軍的破壞三大原則中的第二項看來，或許有一些工廠火災乃是由革命軍刻意為之也說不定。

當然，這些島內破壞活動，還是難以引起大規模的社會騷動，而逐漸被當成一般治安事件，而跟革命軍自我宣稱和期待的目標相距甚遠而成效有限！不過，1970年代，刺蔣事件發生後，據說刺激了蔣經國接下來的「吹台青」政策，開始吸收本省籍有為青年進駐國民黨體制內，同時也開始埋下了台灣社會改革運動以「選舉運動」作為主要表現的因子。此些影響，都是台灣社會具有基進行動和意識型態被邊緣化的主要背景。因此，從海外進口到島內的鼓動工農武裝革命的行動，以解決工人受壓迫的策略方案，終究在台灣社會不成主要氣候而被徹底遺忘。

姑且不論，是否這些由海外留學生主張追求的武裝革命以讓台灣受剝削的工農可以從蔣家及其統治階級中解放的想法，現今看來是否幼稚或不切實際，但這些卻是當年許多知識份子希冀台灣社會解放的誠摯想法，並且用心力跟生命著手實踐的嘗試！

※ 小結

值此台灣工運低迷且「武器的批判」鏽蝕不堪之際，或許吾人應該趁此機會重鑄這「批判的武器」，重新書寫屬於工人的歷史跟展開的社會觀與世界觀，建立屬於工人的歷史及其讀解方式。或許，這是階級意識與工人教育的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