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寄東軒，春醪獨撫

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在台北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當時德章正罹患熱帶風土病瘧疾，好不容易才剛漸漸好轉，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憂心，也開始很擔心日後的鎮壓。在廣東的經驗也讓他知道，中國人屠殺敵人的狠毒，不是台灣人所能想像的。3月初，陳儀發表全面接受人民意見的談話。德章一面懷疑陳儀的甜言蜜語的用意，但由於四處都開始發生襲擊，在當時的混亂狀態下，德章最擔心的就是如果完全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中國軍隊日後會怎麼進行報復。德章抱病參加參議會，議題討論到如何維持台南的治安，因此他建議，除了保護無辜的外省人，此外這次由於台灣人被剝奪各種機會及職位所引起的不滿是主要原因，必須根本要求政府正視這個問題，讓陳儀履行其承諾。討論結果成立了「台南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德章則在病中接下來組長的職務，奔走鎮住台南工學院(現在的成大)年輕人們高揚的情緒，讓他們知道絕對不能給殘暴的中國軍方任何一點介入武力鎮壓的口實，並讓學生們協助維持台南的治安。另外一方便他則拖著病體，繼續參與台南參議會對政府的各大訴求，繼續與行政長官公署溝通，希望能從根源解決台灣人的不滿。

然而，實際上陳儀的甜言蜜語確實都只是拖時間的計謀，蔣介石很快地替他送來大量的軍隊。3月6日陳儀發表，機關會開始任用台灣人，縣市長也可以進行選舉，並承諾會解決食糧問題並恢復秩序，使台灣民眾誤以為這場戰鬥已經取得勝利。然而也在這一天，正是高雄虐殺事件的開端，彭孟緝麾下包圍高雄市府開會中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無差別對群眾進行掃射。3月9日，高雄與基隆，中國軍陸續登陸，德章得知此一消息益感不安，台南之所以可以倖免如高雄般的虐殺事件，是因為台南仕紳包括他拼命地制止暴亂；然而如今居然有軍隊登陸，台灣可能就此變成殺戮之島，之前陳儀的台灣民主化承諾，也會全面變成空頭支票。當年他決意放棄留在日本的鐵飯碗回到台南，而一年半前許多日本友人歸國時，也不斷勸他一起離開，為日本戰後的復興盡力，然而他還是決定留在台南，因為他總是會想起他的父親抱著什麼樣的覺悟來到台灣。如今，他決定面對他的使命。

3月10日，軍隊上陸壯膽的陳儀馬上又發布戒嚴令，各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全部被解散，從這一刻起，就全面展開所謂反亂暴徒的肅清了。3月11日上午10點，開會中的台南市參議會館擠滿了參議員以及台南市民，會議中武裝的中國軍隊衝入場內大肆逮捕，德章也被送進了台南監獄。

陳儀在給蔣介石的報告書中強調這場暴亂是由日本人煽動的，這也是他得以脫免責任的關鍵，因此，對他來說，擁有日本血統的湯德章就成為他所勾勒的劇本中的重要角色―日本人、內地留學組、知識階層的煽動者。因此在慘烈的拷問，全是要套入這個劇本之中，把德章拱為首謀，再逼迫他講出一連串”叛亂者姓名”，由於德章曾經從台南工學院學生處回收武器，因此學生們的名單正是拷問者的目標。當時獄中正好有獄友目擊德章遭受殘酷的訊問，德章拖著病體，而在一天的拷問之下肋骨全斷，手跟指頭也全部廢掉，然而他依然堅持不吐露任何人的姓名，保持著高潔的態度，撐過了一整天。

辭職

德章在1933年收養了兒子聰模，與母親、妻子、兒子，一家過著穩定的生活。身為唯一的台灣人警部補，已爬到台灣人難以晉升的位置，但比他平庸的日本人依然一個個越過他繼續晉升，這種差別待遇無法靠個人能力有什麼改變。在台灣本地值勤的過程開始漸漸意識到「人權」、「平等」的意識有多麼重要，加上待在體制內的無力感，因此他開始思考是否將來轉向律師這個職業，不但可以守護人權，又可以啟蒙人權與平等的概念。同時，德章正好不斷透過警察人脈不斷尋找父親以前在熊本宇土的親人們，後來與叔叔坂井又蔵聯繫上，叔叔已經在東京當記者，也給了他一些建議。1939年，德章32歲。縱然抱著養家的壓力，他毅然決然地辭去當時新豐郡司法主任的警職，帶著妻兒上東京投靠叔叔，要開始準備律師考試。

德章一家先住在東京芝區（現港區），透過叔叔的關係向王子製紙藤原銀次郎商借書生小屋來住。當時中央大學甚至在高等文官考試的合格人數一度超越東大，也是國考名校，德章就到中央大學旁聽。由於德章沒有大學學歷，因此他要報考「高等文官試驗」，一則是進入大學就讀，一則是不就讀大學到獲得報考資格，也就是先通過兩個關口：「專門學校入學檢定（簡稱專檢，也就是取得「大學(入學)考試的資格」）及「預備試驗」，這兩個考試合格後才能獲得報考「高等文官試驗」的資格。德章擬定的驚人計畫，就是「一次一起準備三個考試」，每天搭乘東京的路面電車去學校旁聽，也對帝都的整潔及規模感到驚奇。

三十幾歲的年紀要和年輕人競爭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天性聰穎又努力的德章每天都燃燒鬥志在讀書，因為全家都必須花用他之前的存款壓力下，也讓他更加的珍惜時間，來到東京的隔年，也就是1940年，首先順利通過了第一道關門的「專檢」，翌年1941年又順利突破「預備試驗」。在玉井的燒炭莊裡學到的柔道跟拳法，在當警察時大為受用，而當時學到的漢文、派駐中國時學到的中文都在考試過程中拿到高分發揮效用，而十二年的警察經驗讓他對法律的運用相當嫻熟，證明生命沒有白走的路。幾個月後，德章踏入「高等文官司法科試驗」的考場，一路突破了筆試、口試，1941年10月，34歲的德章金榜題名，實乃苦學力行、貫徹初衷的典範，在台南本地也因為報章的報導一時傳為美談。

叔叔勸德章如果要還要有更好的發展，應該再挑戰「高等文官行政科試驗」，德章也還要接受司法研習，因此續留東京。然而，如同日後我們所知，兩個月後的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珍珠港的奇襲，在德章住在日本的期間，日本早已陷入中國本土戰的泥沼，這回與美國的戰事一啟，德章決定將妻子及年幼的兒子先送回台南，隻身留在東京。1943年，德章又陸續突破了「高等文官行政科試驗」的筆試以及翌月的口試，成為極少數同時考過「高等文官行政科試驗」、「高等文官司法科試驗」的台灣人。

湯德章。這一個台南人多半都熟悉的名字，但坦白說，身為一個在洗腦教育年代下長大的台南人，以往我並未仔細去了解過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義。小時候電視還是一面「長江長千里，黃河水不盡」、「喜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梅花梅花滿天下」的氛圍，從未發現所謂中華民國的符碼與我們的生活是多麼風馬牛不相及，身為熱帶人，雖然錢幣上的梅花看過無數次彷彿與這個植物與榕樹一般跟我們生活多麼親近，大學聯考還要捧念著梅花象徵五權憲法云云，但梅花實際上還是在溫帶的日本才第一次看到。

對於曾經的日治時代，我們的祖父母輩總是諱莫如深，雖然曾經與他們同住，但他們這一代是被迫剝奪記憶的人，「不要涉足/談論政治」是他們保護家人的智慧與最高信條。當我知道我的祖父曾經前往南洋戰場當軍伕，竟然是在祖父過世的訃聞中的故人事蹟讀到。他們這一代被剝奪記憶，而我們這一代則是被「置換」記憶，從出生開始我們的記憶與想像都是中國本土跟民主的燈塔蔣介石，中國在19世紀被虐的記憶（之前數千年去霸凌別人都是愛好和平而非侵略），求學過程孫文龍的憲法與中國地理的鐵道山河，這些才是繼續升學的關鍵。黨的洗腦教育下，我們連對自己國家的認同都被置換，因此我們對於腳下的這片土地，漫不經心。

位於舊台南市政府、現台灣文學館前的民生綠園，我僅僅在老一輩口中得知以前似乎是行刑場，除此以外對於這裡沒有任何了解。直到1998年，民生綠園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才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友人說，這個人以前也是律師，在二二八事件殉難。在阿扁總統的年代，友人曾經擔任憲兵，曾經護衛阿扁總統來這裡追思過。

第一次踏入湯德章紀念公園，竟是2019年與日本中央大學的老師一起來。老師指定要來這裡祭拜，我們問老師怎麼會知道湯律師，老師說他是讀了一本日本人寫的傳記才認識的。台灣人的傳記居然是日本人來寫？我感到有些好奇。12月的台南，我們頂著超過30度的高溫從國華街吃完碗粿，叫計程車直奔民生綠園。對湯律師的生涯只有模模糊糊的關鍵字「二二八殉難者」、「律師」，沒有基礎知識的我就這樣踏上了紀念公園，和老師、友人對著湯律師的銅像合掌。讀完銅像下方所刻的湯律師生平，才能簡單了解他的一生與殉難，一來為自己的無知，二來對自己的無為徒食，感到有些羞愧。究竟我們能為國家做什麼呢？或者我們有沒有想過能為國家做什麼呢？在淳久堂發現了這本《汝、ふたつの故国に殉ず》，是意外的驚喜。

「肥後もっこす」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