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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當代女權主義音樂批評的“要旨”有所領悟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視麥克萊瑞的具體研究，她文集中的一章“古典音樂中的性政治”提供了最好的“讀本”，因為這一章的闡述涉及到女權主義音樂批評的最重要思想。有意思的是，這章討論的兩部音樂名作分別屬於藝術音樂的兩種最重要的體裁：歌劇和交響曲，前者為“戲劇音樂”，後者常與“純音樂”的概念聯繫在一起。這就使我們有機會瞭解到女權主義批評是如何“處置”這兩種不同的體裁。

            “新音樂學”中目前最有“活力”的一支力量就是女權主義音樂批評，其領袖人物是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音樂學系教授的麥克萊瑞。她於1991年出版的專著《陰性終止：音樂、社會性別和性徵》在西方音樂學界引起強烈的反響。[i]在麥克萊瑞之前，以女權主義視角來審視音樂文化的研究已經出現。這類研究的最初成果是挖掘音樂史中與女性相關的史料，梳理與宣揚女作曲家、女理論家、女演奏（唱）家，女音樂贊助人等對音樂發展的歷史貢獻，相關的探討還只限於個別“音樂女性”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地位及意義。80年代中期開始的女權主義音樂研究已更為關注社會 — 文化語境中女性與各種音樂活動的密切關係。對於女性相關的音樂文化的考察已從西方藝術音樂的傳統擴展到非西方音樂和流行音樂的範圍，探究的範式也從史料、文本的分析轉向對社會性別及話語特徵的理論思考。麥克萊瑞的女權主義音樂批評可以說是80年代同類研究的延續和深化。她的研究不僅涉及到音樂作品的細部探討和文化釋義，而且上升到對女權主義音樂批評的理論思考。麥克萊瑞以其充滿後現代意識的思維，梳理、闡釋了女權主義音樂批評的五個方面的問題。

           “新音樂學”的“萌發”與80年代中期美國音樂學領域內的學術動向有著密切的聯繫。美國的音樂學學術活動的展開與它的專業學會“美國音樂學學會”（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緊密相關。該學會不僅出版一種學會專屬的學術期刊《美國音樂學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簡稱JAMS），而且每年舉行全國性的年會。在80年代，美國音樂學領域內開始浮現的對其他學科“新派學術”的嚮往並未在JAMS中得到體現。這份老牌、“扎實”的學術期刊依然保持著它所強調的“精選”態度和宣導實證與“厚重”的學術品格。然而，一年一度的學會年會則為音樂學領域的“新派學術”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正是在年會中那些活躍的分組會議上，與會學者提交和宣讀的“自由論文”開始熱烈討論音樂學研究的新理念、新視角和新課題。從以下這些分組會議的議題，我們可以感受到80年代中期伊始的新的學術動向：“當代音樂學術中的史實與價值”、“社會語境中的音樂”、“ 解構與音樂”、“哲學、文學理論與音樂”、“女權主義學術與音樂學領域”、“音樂學與意識形態”、“作曲家與性徵”等。

          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是20世紀後半葉影響最為深廣的德國音樂學家。這位沉浸于德國文化和知識傳統中的學者具有敏銳的學術思路與開闊的研究視角。雖然他探討的藝術問題都是根植于歐洲文化傳統的音樂經典，但達爾豪斯的音樂學研究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他的方法論中綜合了歷史學考察、美學思辨、社會學關注和釋義學批評。尤其是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釋義學思想和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學理論對達爾豪斯的音樂學觀念影響很深。在對不同作曲家進行“個案研究” 的時候（例如對貝多芬、瓦格納、勳伯格等人的專題探討），達爾豪斯不僅對相關“文本”的音樂特徵進行細緻、獨到的“微觀分析”，而且以其特有的“理論沉思”對之進行創作思維和藝術意義的闡釋。另一方面，在探究音樂史學理論和西方音樂斷代史這類“大專題”時，他更以高屋建瓴的態勢對“理論性”和“宏觀性”的問題進行史學與美學的思辨和文化的釋義。達爾豪斯宣導並在其研究中體現的“結構史”、“接受史”和“文化史”的學術思路給予當代音樂學家深深的啟迪。[i]科爾曼（Joseph Kerman,1924- ）可以看作當代美國音樂學界的一位元“思想家”，因為他多年來一直關注與思索著音樂學（主要是英美音樂學）的學科發展和研究取向。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反思西方音樂學的實證主義傳統，認為音樂學的研究不應只停留在音樂史實(facts)的陳述上，而必須對已梳理清楚的史實和文本進行意義的闡釋(interpretation)。因此，他強調音樂學的學術取向應是融歷史研究與音樂分析為一體的音樂批評(criticism)。科爾曼關於音樂批評的構想主要來自當代文學批評的思路，所以他在注視其他人文學科領域內符號學、釋義學、現象學、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發展的同時，期盼著這些具有批評意識的學術思路及研究方法來促進音樂學的發展。[ii]90年代初，科爾曼在他的論文“90年代的美國音樂學”中評述了四位元引人矚目的中年音樂學家的學術特徵，並以此進一步探討了當代音樂學研究與現代—後現代學術話語結合的可能性及意義。[iii]從某種意義上講，科爾曼可算是新一代音樂學家的“精神導師”，因為正是他對音樂學歷史的深刻反思和“音樂批評”理念的闡發，對當代音樂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作者：孫國忠 發表於《音樂藝術》2003年第3期

來源：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網站

發佈時間：2005-10-17 10:38:18

內容提要：從充滿“科學”精神的的實證主義傳統到強調人文關懷和意義思索的當代學術走向，西方的音樂學正在不斷開闊它的視野，探究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音樂的意涵。本文梳理了80年代以來以“新音樂學”為代表的音樂學術發展，重點探討了麥克萊瑞的女權主義音樂批評。

關鍵字：音樂學；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新音樂學；音樂批評；女權主義；麥克萊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