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濫權比民眾脫序危險
十一月六日，陳雲林離台前一天，馬總統會見陳雲林的重頭戲登場。數日來馬總統親自主持內政部維安輿情匯報，警政單位已經累積了極大的心理壓力；部分執法人員幾日來濫權執法，所引起的人民積怨也累積到了最高點。當天晚上，終於發生了台灣近廿年來最嚴重的警民肢體衝突。
做為十一月六日「圍城」的主辦單位，蔡主席對於示威隊伍的邊緣衝突和遊行後不願散去的民眾行為，難辭其咎。要鼓動人民上街頭，就必須推演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對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負責，不是聲稱群眾不配合指揮和解散可以帶過。
另一方面，台灣有些人斥責，示威民眾脫序的暴力行為是民主倒退的象徵。我必須說，這些斥責是對民主嚴重的認知錯誤。警民衝突，是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從來不可避免的常態。舉例來說，二○○六年三月，法國百萬人民上街頭抗議新青年勞工法，引發大規模警民肢體衝突，遠勝這次圓山事件。其中數百名示威群眾，向警察丟擲炮竹和汽油彈，警方報以瓦斯槍和塑膠子彈，一天內逮捕了三百多人。如此嚴重的警民衝突暴力，事後沒有一個法國媒體、法國政府人員和國際媒體，評論法國民主倒退。斥責遊行中民眾的脫序行為是民主倒退，是對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價值權重評估失當。
反倒是部分執法人員濫權執法，才是台灣將在各國際民主自由評等大幅降級的指標。這幾天陳雲林到訪，維安執勤濫權行為不斷。諸多濫權中的指標事件，短短時間內引起台權會、司改會等民間社團大規模串聯抗議，當屬「上揚音樂」唱片行事件。十一月四日「江陳會」當晚，員警衝入鄰近國賓飯店的「上揚音樂」，強行阻止〈台灣之歌〉播放，拉下唱片行鐵門，引起在場群眾譁然，也成為十一月六日強烈衝突的導火線。
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濫權遠比民眾脫序行為帶來的威脅更為可怕。政府的權力行使，具有官僚性、不透明性、計畫性和暴力性等特徵。因為官僚性，濫權者可以躲在上級命令和似是而非的合法性保護傘下恣意任行。政府行動的意圖必然是不透明，人民的監督必然是遲到的，這個落差一向是濫權者的溫床。
又，政府具有計畫性，高層可以用目標管理的方式，給予基層執法人員「必須濫權才能完成任務」的強烈績效和懲戒壓力。政府執法仰賴暴力性，因此濫權者對人民能輕易造成無法彌補的強制性傷害。
除此之外，政府濫權的可怕，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政治心理因素。人民常常需要相信自己活在一個起碼公正的社會，所以人民傾向希望相信政府說辭，這導致濫權者有先天優勢，取得多數信任，區隔、鎖定少數，對反對者個個擊破。在政府濫權的社會中，人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祈禱自己永遠不會是反對者，二是永遠不做反對者。
這次維安濫權直接威脅的是人民政治參與表達意見的自由。人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違法脫序行為和政府濫權相比較，前者一向被高度成熟的民主社會所容忍，後者才是民主社會必須嚴格防範的關鍵大節。這是因為政治參與是確保政府不可侵犯人民所有權利的第一權利，能夠有效制衡政府濫權執法的只有政治參與。
成熟的民主社會更認知到政治參與和合法性（legality）具有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在多數民主社會，重要進步的法律和政府作為，幾乎都是靠著衝擊合法性的政治參與衝撞出來的。我們確實需要有效的執法，社會才能安定，但是我們也需要無可避免會衝擊合法秩序的政治參與，社會才能進步，也才能防範濫權者躲在似是而非的合法性保護傘下恣意任行。
做為一個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需要成熟地處理「可能衝擊合法性的政治參與」和「合法性」的辯證關係，而不是只批評政治參與中群眾違法脫序的行為，卻對政府濫權輕輕放過。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班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