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帙梳卷

常言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歷史學與地理學有諸多相似點，它們淵遠流長，可溯源古希臘時期；它們同樣年少，現代歷史學和現代地理學出現於十九世紀，並列大學殿堂；兩個學科皆為綜合科學，從其他領域汲取新知，為己所用，於是也出現學科分支龐雜之態勢。人無全才，是以綜合學科越是劃分仄隘，甚至有「什麼是歷史學」或「是否為地理學」的疑問，若說歷史學夾在科學和文學之中，那麼地理學便處是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界。史地看似一體兩面，實則不甚熱絡，疏於聯繫。究其緣由，一是十九世紀實證史學當道，集中焦點在政治外交事件；二是歷史學者對環境決定論的疑慮，如「地理統御歷史」、「歷史由地理推動」等等說法，在十九世紀中晚期相信進步和自由意志、並對人類未來抱持樂觀想法的氣氛下，歷史學界質疑的聲音絕非無的放矢。而地理學界的看法，或許能以英國地理學家達比（H.C. Darby，1909—1992）的回答為例：「我們能在地理和歷史中拉起一條線嗎？答案是『不』」。美國地理學家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1899—1992）也抱持類似見解，理由是無人能確切進行史地結合的相關研究，「因此就有了歷史學與地理學的分家」。

法國地理學派在各國地理學界中可謂別樹一幟，受其開創者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理念影響，他們強調人在環境中起的作用力，以及人和環境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亦注重在時間中改變的地理環境。於是有「法國的人文地理必定是歷史地理」和「所有地理都是歷史地理」的呼聲出現。依照美國歷史地理學家A. H. Clark的定義，歷史地理是「過去的地理，特別是時間中地理的變化」、是「歷時而變的地理」。英美學界對歷史地理應當歸於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或獨立成一學科爭議頗多。既然法國地理學派自然或人文地理不分，是故無此疑慮。法國地理學派結合自然與人文地理，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法國地理學得以成一家言之象徵，史家Georges Duby（1919—1996）認為Vidal的作品《法國地理概述》（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France）即是結合兩個分支的代表作，後來，法國地理學派日漸失去主宰地位，就是因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逐漸分歧。

但該學派的影響力跨越學門鴻溝，歷史地理學時空並列的特色，年鑑學派深受啟發，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說：年鑑學派從其他學科裨益良多，「首先是地理學」。Duby曾表示；「就讀里昂大學時，是地理老師而非歷史老師帶領我接觸年鑑學派，因為當時站在人文科學前端的，是法國地理學派。」這個現象與當時法國高等教育體制有關，一來是大學的課程設計使學生史地兼修；二來Vidal本人和其弟子如Lucien Gollois（1857—1941）相繼在巴黎大學和高等師範學院任教，除了影響一代地理學者外，風潮更蔓延到歷史學，《年鑑》兩位創辦人在高等師範學院求學期間，就深受法國地理學派思想薰陶。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的《法國農村史》（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即為一佳例，這是法國農村研究的代表作，同時代的地理學者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972—1940)和希昂（Jules Sion，1880—1940）指出缺失同時，也給予高度評價。

另一位創辦人費夫賀（Lucien Febvre，1878—1956）受Vidal影響更深，他的作品《歷史的地理導論》（La Terre et l’E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a l’Histoire, or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被視為人文地理學範疇最佳代表作長達卅年之久。對地理學者而言，這兩位歷史學者也是他們的一份子，退休於法國第四大學地理學系的保羅．科拉法樂（Paul Claval，1932－），即稱年鑑兩位創辦者是「同時代最好的地理學者」。費夫賀曾說：「歷史學家，要當地理學家，也要當法學家，還有社會學家以及心理學家」，此例再次呼應早期年鑑學派的訴求。

捨布洛克的《法國農村史》就費夫賀《歷史的地理導論》作為主要探討作品之一的原因，在於《歷史的地理導論》將Vidal的學說理論化，即「可能論」（possibilism），且以「可能論」強調人類意志的主導性和選擇權，反駁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以降的環境決定論（enviorment determinism），並響應法國地理學派區域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費夫賀對法國地理學派大為傾心，視地理學為歷史學的首要盟友，「歷史的擴大需要地理的發展」，更利於檢視早期年鑑學派的地理學脈絡，和其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地中海史》（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兩相對照，或許得以爬櫛其中「可能論」和「環境決定論」的相關論述。

早期年鑑學派和人文地理學的緊密聯繫，早已為人熟知，如今年鑑學派也不復當年模樣，它「碎化」、「萬花筒化」並「從地窖爬上頂樓」，轉向探索心態史、文化史等等其他領域，今日再來探討年鑑學派和地理學的關係或許老生常談，甚或過時，而且「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概念源於地理時間，已是歷史學基本概念，故在此也不花費篇幅加以討論。但人和環境的關係卻是歷久彌新的議題，站在廿一世紀的開端，當人們對環境污染和地球暖化問題討論的如火如荼之際，更能感受長時段的存在，恰如卡爾（E. H. Carr，1892—1982）所言，歷史是今昔永無休止的對話。事實上，目前所找到的資料中，歷史學家對於早期年鑑學派和法國地理學派的關聯著墨不深，多是幾筆寥寥帶過，「可能論」也極少提及，影響所至，《地中海史》的地理決定論有譴責的聲浪而無亮眼的評論，而地理學者對地理決定論關注稍多，或許結合雙方的看法，會有另番景象。